蔣秀珠（下）
1991年醫管局成立，在首任醫管局執行總監楊永強醫生帶領下革新了醫院管理方式，使公共醫療服務模式起了巨大變化，新管理團隊的努力使服務水平和工作環境迅速改善。其中至為重要的一環是引用資訊科技加速改變醫院服務和發展，縱向開發管理應用系統，橫向推擴至醫院的各個部門包括藥房。
配藥標籤系統及藥物供應系統
1986年我開始為政府醫院藥房啟動電腦化計劃，重要項目的系統包括配藥標籤系統（Dispensing Labelling System，DLS）及藥物供應系統（Pharmaceutical Supplies System，PHS），因在總部參與了藥物派發流程及管理工作小組的工作，在過程中接觸過負責發展事務的總監彭秀文，他知道我曾經負責藥劑部的信息系統，故此希望我繼續推廣和發展藥劑部門的信息系統，其時我已被伊利沙伯醫院新委任的行政管理團隊（包括醫院行政總監周一嶽，臨床事務總經理趙莉莉，還有輔助醫療服務經理的鄭淑梅）任命為伊利沙伯醫院藥房的部門經理，我亦準備接受委任，但後來經過高永文醫生和孫太的遊說，最終放棄了醫院的任命，無緣與後來成為香港政府食物衛生局局長周一嶽在伊利沙伯醫院合作。記得當時孫太的説辭是「留在總部是和將軍合作，到前線的話就是與士兵合作」。我覺得這比喻頗有道理，另一方面亦希望一展所長，加上我曾參與藥物派發流程及管理工作小組，明白整體的藥劑發展方向，而且為了吸引我留在總部，有關方面還特別在總藥劑師辦事處開設負責信息系統的高級藥劑師位置，當時就只有我一個人投考，由當時負責發展醫療信息服務的John Tse和孫太面試。現在回想，那時各方面的形勢已決定了我的工作重點。
上任之後，我接管藥劑系統，建立自己的團隊，當時藥劑師有吳志明、盧傑榮，高級配藥員譚家秋、Peter Wu，還有由我甄選進團隊的高級配藥員陳永超。我們的任務一方面是盡快把DLS逐步推動到香港醫院管理局轄下的所有藥房，並把配藥工作及藥物標籤統一化，推廣藥物供應系統，集中處理藥庫存量以進行採購及藥物調配，節省營運成本；另一方面要負責按照醫管局藥物派發流程及管理工作小組的十大建議，協助所有藥房改善有關流程服務質素以達到一致水平。
頭兩年，我們團隊真是忙個不停，頭幾家專科藥房的電腦化過程最為困難，因為那時藥房地方實在太小，有些藥房要額外申請地方，有些要申請額外撥款。很多意想不到的問題都會發生，令電腦化項目節外生枝。更且當時同事們對應用電腦系統還是相當欠缺認同，除了安排員工培訓接受必須的應用訓練，到「上機」那天我還要準確好糕點帶到藥房現場去，以鼓勵同事們一起努力，並要在藥房內督導整個「上機」過程。
值得一提是伊利沙伯專科藥房的經驗，因為種種原因，首天「上機」便出事了，病人取藥大排長龍，等候領藥的時間增加了幾倍，為了解決問題，總藥劑師作岀各種應變措施，包括人手調動、為藥房額外增加人手，可是問題還是持續了兩個多月，病人都忍不住打電話到電台投訴，事件驚動了高層，高永文、周一嶽及趙莉莉都親到藥房巡視，分析問題根源，提供見解和解決辦法，可是都於事無補。我們都在考慮是否要放棄，意想不到是，當藥房主管Carol Lau產假後上班的第一天，問題就即時解決！我當然如釋重負，尤其是當時我們都幾乎要投降時竟然出現救星，神乎其技地把整個劣勢扭轉過來！在那次慘痛的經驗後，我意識到要把項目成功的繼續，必須改變策略，就是把DLS和PHS當成兩個系統分開兩個階段到藥房「上機」，DLS 可以先上，有任何問題馬上恢復用人手配藥，待各同事和一切都適應才再上PHS。就這樣，我就只管到各藥房去裝機，然後讓藥房的同事自己去熟悉DLS系統的操作和運用，之後再跟進，到有把握後才上PHS，如此一來，把每家藥房上機出事的風險減到最低。因為這樣的改變，再也沒有遇到類似伊利沙伯專科藥房的問題。
人就是這樣，遇一事，長一智。我就是這樣把經驗累積起來。
自動補充系統
1993年我用了半年時間開發自動補充系統（Computerized Automatic Refill System，CARS），這是一個處理住院病人藥物補充的系統。主要功能是當住院病人的處方從病房被傳送到藥房，藥劑師審核處方後就由藥房同事輸入到CARS系統，從而為每個病人建立獨立完整的個人藥物檔案，有助藥劑師全面監察每個病人整體用藥的合適性與安全性。電腦系統會按照病房存藥或病人的個別用藥（Individual Patient Dispensing）分類而自動整理，並為每種藥物列印標籤，方便藥房同事執行配藥給個別病人的工作。這項電腦系統的設計特點是令藥房同事不必重複輸入病人相同的用藥資料，還能提醒藥房按時補充藥物給有需要的住院病人，除減輕藥房及病房的工作量，藥劑師不用到病房也可掌握每個住院病人的用藥狀況。
病房條碼供藥系統
1995年我與當時伊利沙伯醫院藥劑部部門經理吳劍華共同設計及引進了病房條碼供藥系統（Bar-code Ward Topping Up System），在這項目下藥劑部需要通過跨部門小組商議，設定病房貯存藥物的種類及貯藥量的限制，統一貯存藥物的容器，引進藥物條碼辨識系統及設立固定的藥櫃。藥房同事定期利用手提條碼記錄儀，到病房去掃描藥櫃貯存格上的條碼標籤，以便及時供應病房存藥及監察藥物質素和貯存情況。系統被引用至全港公立醫院，更榮獲第七屆香港品質圈大獎。這系統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讓藥房的同事可以按時到病房去，藉查檢藥物狀況的機會增加藥房對病房工作程序的認識，改善彼此的了解。病房護理同事也因為這項目而明白藥房同事的專業知識和管理藥物的功能。
CARS電腦系統加上病房條碼供藥系統成了所有公立醫院住院病人配藥系統的骨幹，所有住院病人用藥的分析和追蹤全靠這兩套電腦系統。後來CARS電腦系統還加入了藥物過敏、藥物相互作用警告的功能，更能保障病人用藥的安全性。CARS的第一個用家是1993年開始投入服務的東區尤德醫院，藥劑部部門經理陳世樑在醫院內選用了這兩套電腦系統，並證實了系統的可用性。那時東區尤德醫院是最新的公立醫院，理所當然地成為其他一衆醫院的模範，CARS打響了頭炮，幾年之內推廣到其他醫院藥劑部門。
當時，我們的精力和創作力都是無限，且有不同的人士幫忙，上下一心，藥劑服務電腦化紮實的基礎就在醫管局成立的頭五年穩定地建立下來，並全面散開到所有藥房。在醫管局其他的部門也一樣快速發展，使整個公立醫院體系改頭換面，成為我們值得驕傲的工作地方，也改善了整個公共醫療服務水平。
快速配藥系統
1995年我帶著一隊香港藥劑師到美國參加ASHP（Mid Year Clinical Meeting）年會，在當時的Trade Exhibition發現了一個名為Pharmacy 2000的展覽項目，啟發我對配藥的新看法。回港後，我與 IT 同事研究了一套名為Express Dispensing System（EDS）的快速配藥系統，更為這個系統找了適合的電動輸送帶，並在伊利沙伯醫院專科門診首先運作，後再推行到所有專科門診藥房，從而使藥房可應付每日數以千計的處方量，減低病人等候取藥的時間。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創造這系統時亦引進了電子告示板，把已經配好藥的籌號掛在藥房窗口，顯示給等待取藥的病人看，同時還可將每個小時進入或是派出藥房窗口的處方甚至每一張處方的處理時間即時計算和統計出來，方便藥房管理員的需要和分配工作。
EDS系統可說是世界藥劑的首創，特點是盡用科技改善工作效率和配藥過程，故此得到不少讚賞，包括當時醫管局行政總裁楊永強醫生。1998年的HA Convention 我拿這項目去做Oral Presentation更獲頒最佳奬項，那個水晶奬項是我最珍惜的一份紀念品。這套系統創造了一個全新的配藥流程，2010年後還伸展到其他比較忙的普通科門診藥房，成了藥房不可或缺的主要系統之一。不少外國參觀團都曾經來觀摩，絕大部分對此設計都異口同聲的讚賞，楊永強局長離任前與傳媒的最後訪問亦選擇在東區醫院的藥房前進行，特別表揚他認為有建設性的系統。其後，我到新加坡的醫院參觀藥房，發現他們也仿效這個設計，他們介紹這流程時我心中偷偷在笑，因為我的創作竟然被越洋採用，那份優越及滿足感一定要在此記載下來。
不過，這系統徹底改革了整個配藥過程，每個同事只負責整張處方的其中一個環節，電腦幾乎取代了每個同事需要動腦筋去計去記甚至去想的部分，只專注於快速準確地按照電腦打印出來的標籤完成配藥，由輸送帶運送到最終的集合站來完成一張處方，這種分工合作的配藥模式增加了工作的效率但卻非常殘酷地把同事的技能降低（Deskill），我覺得我可能是造成一班不再用腦配藥的人的罪魁禍首。有時到藥房去巡視時只覺得每個同事都變成了一副機器，手只會配藥而不會用腦思考那些藥病人應怎樣服用，為甚麼要服用，心裡真有點矛盾。可是如果沒有這系統，藥房服務則更困難，尤其今時今日的公共醫療系統門診服務已成為香港絕大部分慢性病取藥的主要支援地，門診量不斷累積，取藥量有加無減。
2003年引進藥物收費，2006年又加入了醫管局藥物名冊，令部分藥物要由病人自費，使配藥流程也起了變化，因為要計算藥物相關費用，藥房內部工作變得複雜，可是在推行收費時管理層卻沒有增設其他配套，例如電子收費等等的措施，因此EDS也開始失去了它原本設計的功效。現時等候取藥的時間又再出現問題，病人一般要等個多小時，投訴也無補於事。
藥物處方輸入系統
1995年公立醫院引進了藥物處方輸入系統（Medication Order Entry，MOE），醫生可直接在電腦處方藥物，經電腦系統傳送至藥房，減少抄錄錯誤；藥房再以EDS加快配藥流程和安全監測。由於要支援MOE的發展及推廣，需要增加藥劑師，很多新血有機會加入做信息發展的工作，其中包括剛畢業沒有甚麼工作經驗的年輕藥劑師，對信息系統，甚至前線藥房運作的認識都很有限，憑一股熱誠、願意學習和打拚的精神與我一起工作，大家一起成長，互相學習，在工作期間建立了很好的感情，因一起解決了很多難題，也一起度過了很多難關，在此謝謝他們（不能盡錄）對信息工作的投入和給予我的信任和支持，大家一起實實在在地提升藥劑服務的系統水平。其後的藥歷共用系統、臨床決策支援系統、MOE MET都在我的策劃下陸續推廣至醫管局所有藥房。由於我們用的是統一系統，無論醫生開藥、藥房買藥、倉庫管理，以至配藥工作都由同一個系統運作，因此我們可將所有數據日積月累地收集，成為一個重要資料庫。
Medication Decision Support
2003年以前，不論是醫生的處方系統或是藥房的配藥系統都沒有臨床人工智能的功能。我們一直想改善這方面的缺陷，2000年時我去了美國ASHP（Mid Year Clinical Meeting）的產品展覽，認識了First Databank公司，之後幾年我再去ASHP，成功引起這家公司對香港醫管局的興趣，互相建立了在業務上跟進的聯繫，亦展開了我在這方面的工作研究。我們花了整整三年時間整合，終在2006年成功在臨床系統內首次引進第一種也是最重要的一種人工智能 ── 提供病人對藥物敏感的檢查和提示，只要病人曾經提供過有關他們對藥物敏感的資料而被記錄在系統內，無論在哪一間公立醫院或診所，當醫生為病人處方藥物時，系統便會即時提醒醫生該病人對相關藥物過敏的警示，讓醫生考慮風險再決定是否繼續處方相關藥物。有了這提示後藥物過敏事故大大減少。其後，其他人工智能陸續推出，包括G6PD患者的禁忌性藥物、懷孕禁忌性藥物、藥物相互作用及不良藥物反應的檢查和提示。
回想起來，在提高藥物安全的推廣上我算是作出了始創性的建設，亦是我在香港公立醫療系統為病人安全把關的建樹。據我所知，這功能在香港的其他私家醫療系統都處於「仍在研究」如何啟動階段，在這點，我自記一功。
引進自動配藥機
2000年左右，種種因應不同需要的自動配藥機（Pharmacy Dispensing Automation System）已在外國廣泛地應用在門診或是住院病人的配藥過程中。因應香港公立醫院的需要，遠在1992／93年公立醫院已引進了五台由日本製造的自動配樂機（Automatic Tablet Counting，ATC），每家大醫院的藥房都設一台，可惜這套先進的設施當時因為種種原因未能發揮最佳的效果，但卻為藥房採用先進設備和儀器定了一個開始，之後我還引進了其他較大型的機器設備如Pharmatriever、Baker Cells、Scriptpro及Documed，還有小型的數丸機King Counter及Smart Queue的燈號展示版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引進Scriptpro時我帶隊到美國考察，隨團還有IT部門的 Michael Fung及好幾位前線的藥劑部門經理，實地參觀美國的醫院門診服務如何使用這台機器，也訪問了當地的用家有關機器的可用性和可靠性。這台機器只適合數散裝的藥丸或膠囊，不適合排裝藥品，不過因為除了可數藥外還兼備了自動入藥瓶、打印和黏貼標籤的功能，在設計上相當獨特，在門診藥房應可幫助減輕配藥工作，所以我們考慮後決定採用。在2006年訂了三台，安排裝到專科門診藥房裡使用。至後來北大嶼山醫院藥房、明愛新座的藥房及威爾斯親王醫院亦添置了這台機器。可惜現時愈來愈多藥物由散裝轉為排裝，適合這機器用的藥物愈來愈少。一台機器本可以處理二百多種不同藥物，但因為藥物包裝的轉變降低了可用性。至於那ATC機器也面對同樣的問題，不能處理排裝的藥品。
當然，現在也有其他專為排裝和盒裝而設計的自動化機器，可是要引進這類產品不太容易，原因是這幾年公立醫院門診病人量不斷增加，在醫生不足的情況下，大部分供應給病人的處方藥已經由12星期逐步增長，現在長期病患者幾乎都要配好幾種20-30星期藥量，每種藥一次就得配200-300甚至上千的數量，甚麼自動化的機器都跟不上這種在香港才出現的特殊需要，何況這類機器的佔地面積不小，藥房的內部面積根本容納不下。
感覺上，我們整體的醫療系統也是出了問題，哪有每個藥房每天要應付那麼多的病人量，配這麼多藥，而每個病人又取那麼多藥量？藥房平均每天要配5萬多張處方，20萬項藥物，每個同事都已經變成一副自動化的配藥機了，每天就是不停重複！要徹底解決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幾個藥房負責人可以決定的事，而是整體醫療體制長遠政策的層次。
藥物供應鏈現代化（Supply Chain Modernisation）
寫到這裡，還得一提我在退休前建立的三個大項目。在過去這麼多年，我所發展的系統都是圍繞著與配藥流程直接有關的範圍，沒有留意倉庫管理的流程系統未有跟著時代轉變而更改，系統仍停留在二十多年前的狀態。那種需要人手操作給供應商落訂單，然後收貨，經核對再把每種藥物的批號和有效期資料輸入電腦的程序天天在幾十家藥房倉庫內進行。再加上用藥量每年不斷增加，倉庫管理的工作效率實在欠理想。
到了2009年，香港藥劑界好像中了邪，爆發了一連串藥物事故，其中最廣被報道的，就是幾位瑪麗醫院的住院病人在短時間內受了同樣的霉菌感染出事，經過病理學的追查發現這幾位不幸病患者都在同期內使用過Allopurinol治療，再抽絲剝繭地發現霉菌竟然源自藥房。由於事態嚴重，所有藥房要即時停止供應，並追查尚有哪些病人被配了問題批號的藥物，可是以當時的倉庫管理模式，藥房根本無法追溯，只好把所有相關病人都追回來，替換他們手上的藥物。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後來發現還有另一種藥物 Frusemide 也岀現了同樣問題，藥房同事又趕著去替換所有可能受影響病人手上的藥，因為受影響的病人實在太多，每家藥房都忙得喘不過氣來！換藥事件之後，同一時期內傳媒又報道一群門診病人在藥房領取了一種過了有效期的藥水，還有另外一間藥房又發生了藥廠送了分量不符的藥物但是藥房竟然沒有發現而照常收貨，還當作平常藥物來使用。連串的藥物事故接二連三地登在報紙頭版，種種問題不知是巧合還是不幸，可以肯定的是 —— 事件顯露出我們系統操作過程太大意，監控不足，管理有欠理想，技術水平落後！
可這也是我們的轉機，為了穩定市民的信心及對病人負責，管理層很快定出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引用先進的科技優化藥物的供應鏈，把倉庫管理現代化。新概念從訂貨開始，可以的話必須使用電子數據交易平台，藥廠送貨前須把有關貨物的資料如原產地、有效期、批號和數量等在電子交易平台上傳送到藥房電腦系統，經確認後才可送貨。送貨時所有盛載藥物的包裝都要按照統一的方式貼上合乎規格的條碼，這條碼包含訂單號碼，以便藥房同事收貨時可以利用無線掃描器識別訂單並記錄有關的貨物資料。這個項目前後花了一年多時間準備，與二百多家藥物供應商開了多次會議，介紹概念、項目的內容及時間表，解釋項目的新流程，技術上的配合。終於在2012年6月，新的倉庫管理系統在新界東和九龍中兩個聯網帶頭實行，一共有十三、四家佔最多訂單的藥廠／分銷商參與，效果非常好。
在2012年12月和2013年6月，系統又分別推展至其餘的聯網，之後再說服另外十三家供應商參與，用了不到一年時間各自準備，在2014年4月也一起加入了。前後一共有二十六、七家供應商，佔了所有訂單的八成六參與，換言之幾乎每家藥房日常的訂貨和收貨程序都適用這種新流程。我因為要負責這項目，特地去了中國北京、上海、廣州及日本東京的物流公司參觀，對整個供應鏈最新的技術管理和配套設備有了很全面的認識。在整個項目內平衡了各種因素才決定我們的模式，現在回想起來，也證明決定正確。完成這項目讓我感到我在公立醫院的藥物供應鏈上刻上我的名字，因為 Supply Chain=SC，剛好是我的英文名Sau Chu的簡寫！
想不到在這項目實行後，我在2013年去澳洲參加國際性以醫療供應鏈為主題的會議分享經驗，才知道我們這個案在國際的醫療體系中屬於相當突出的成就，因為成功並廣泛地使用 了國際標準條碼追蹤藥物的蹤跡，同時用家有多家醫院且涉及大量藥物，其他地區都沒有類似的經驗，所以2014年在韓國舉行類似的會議中，我代表香港醫管局領取了國際最佳個案獎，真是值得驕傲。
住院病人的電子藥物開藥配藥派藥環合系統
住院病人的電子藥物開藥配藥派藥環合系統（In-Patient Medication Order Entry，IPMOE）是一個對住院臨床工作方式影響深遠的項目，我們從2009年開始在醫管局總部與其他負責設計臨床系統的HI/IT團隊一起硏發。環合系統的開端是從醫生直接在病房用電腦為住院病人處方藥物開始，有關藥物的處方經由網絡直接連上藥房的電腦系統內，環節最後的一部分由護士在病房進行接口，因為病人的處方已經電子化，所以護士可以直接看著電腦上的處方為病人派藥及將記錄直接從掃描器登記在電腦系統。
這程序說來簡單，事實卻複雜得很，因為醫院裡有很多不同病例的病人，所涉及的藥物比門診病人複雜，所以設計系統前要準備的藥物資料數據不單要準確全面，也必須細化。再者，病人在住院期間所接受的藥物治療一般都常有更新，所以系統內的功能設計必須能支援實際情況的複雜多變。再加上不同病例會有不同的用藥方法，而不同醫生、不同專科或不同醫院有其獨特需要，整個項目可說是我有史以來最大的挑戰，種種具爭議性的問題都要經過詳細商量探討才能逐步解決，過程艱辛費時。另外，因為醫生、藥房和護士的運作過程是一環扣一環，無一環節可以忽視。我們花了整整四年時間才完成一個比較像樣的系統，並於2013年在瑪嘉烈醫院首度推行，不過，接受程度卻只是一般。
後來，我們改善系統上網絡反應的速度，增加硬件的數量，優化系統界面及功能上的設計。2014年4月在將軍澳醫院推出，在醫院管理層強力帶領下，花了短短四個月時間便順利在醫院內全面使用，創了最快完成全院推行的紀錄！這一支強心針令整個負責團隊相當鼓舞，系統因此逐步在其他醫院推出。
策劃這系統時我還加入了幾個新概念，重組了藥房的工作模式，打破了傳統的配藥工作次序，不再是先到先做，而是按照急緩病人需要服用藥物的先後次序來決定配藥和執行時間。為求減省不必要的配藥工作，另一重要改革就是出院病人的處方要配合住院用藥記錄來進行藥物整合和核對，確定病人出院的藥物是按住院已穩定的臨床狀況而訂出，避免不必要的差誤。這些新元素可提升藥房的臨床和配藥流程的整體工作水平。
我為藥房部署的下一步，就是進行單劑量自動化配藥機的引用，令大部分適合用機器配的口服藥物使用自動化機器替代，實行這工作後，簡單直接的配藥工作可不用人手，這概念早在外國的藥房使用，我們香港亦終於啟步了！
醫健通的標準化藥物名冊
最後要寫下我有份帶頭策劃及參與籌備至建立完成醫健通的標準化藥物名冊（eHealth Record-Medication Terminology Table）。這工作源自香港政府在2005年訂立了一個十年大計，為全港巿民建立統一電子化平台，讓市民的健康資料（包括在公營或私營機構所得到的有關醫療時所產生），由出生至離世為止都可在這平台上以標準的方式貯存，無界限地給合乎資格和許可的醫療人員使用，以便達到「醫健通」的效果。這是一件大工程，香港是絕對有能力做到，因為醫院管理局內的所有臨床系統已經全面打通，所有病人的資料包括檢驗結果、藥物治療等等都已有全局共同使用的效果，有了這些經驗，政府委託了醫管局負責協助指導這項計劃，我也有幸能夠參與。我負責帶領的範圍當然離不開藥物，首要的任務就是建立香港醫健通的標準化藥物名冊，兩位同事 Johnny Wong和Connie Lau被派與我一同工作。這部分的工作需要與衛生署的Drug Office合作，因此須與衛生署以前一起工作過的舊同事開會，逐步探討研究如何在互惠互利的安排下，共同把這件沒有前例的工作做好。整個項目過程繁複，遇到很多新挑戰，前後用了三年時間，全港一萬九千多種在本港註冊的藥物從頭到尾有系統地按照國際標準被編成一套本地的標準化藥物名冊。除此之外，我們同時研發怎樣和衛生署可以直接在電子數據平台上互通聯繫的方式，以便日後持續的相互更新資料。
在未來醫健通的平台上首先有了這標準化藥物名冊，以後無論甚麼信息系統只要用到藥物的資料都應該以標準名冊的方式來交換有關病人的藥物信息，希望不同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在藥物治療的過程中，可以用標準化的藥物名冊中的藥物名稱統一表達藥名。建立了名冊，還開發了一套電子開藥系統，就是採納了標準化藥物名冊來支援開藥過程。這套系統2015年初在衛生署轄下一些普通科門診率先使用，以後其他醫療機構也可免費使用。這是我退休前最後一個有份參與開發的臨床系統，使用者已經超越了公立醫院，使我感到分外驕傲，在我工作生涯中有能力做好的各種不同臨床電腦系統，受惠者竟跨越公立醫院的範圍，是我從沒預料，我亦鼓勵所有同事把握發生事情的機會。事實證明只要我們不輕易放棄，只要我們能夠堅持，始終會有成功的一天。
2015年5月
寫到這裡，適逢自己退休的時刻，要告別工作了三十二年的地方，也要清理自己的辦公室，把地方騰空出來。在收拾房間時翻出了很多舊文件，掀起很多以前的回憶，總結下來，自己早期那種無窮的自我推動力固然是不可思議，但那時沒有那麼多煩人的機制阻礙我們專業服務的發展，在楊醫生和高醫生的帶領下我們可以迅速地朝著定下的目標前進，加上各方的努力和團隊精神，要做的事很快便見到成效，我覺得那段日子是最好最有滿足感的日子。那時我們看到公立醫院的藥劑服務全面提升，五年間追趕了墮後三十年的服務水平和裝備，實在令我們感到自豪和驕傲。那時來自不同地方的人來參觀藥房的系統和工作流程，有的羨慕我們的能力，有的眼紅我們的資源，也有的想學習我們的系統設計，令我們覺得公立醫院藥房的服務水平相當前衛。可惜隨著最高層領導人的轉換，那段充滿活力的日子盡成歷史。
到了現在，自己要離開了，希望把過去做過的工作記錄下來。以後還有誰來做好這些事情只好留待將來去決定。無論如何，希望我的團隊及一起合作過的IT同事們能夠接力，好好把我還未完成的工作項目繼續。我深信歷史是最好的見證，我深信我窮一生的Pharmacy Informatics工作會持續在各藥房使用下去，讓我一生都感到無限榮耀和安慰。（撰文：蔣秀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