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耀深
時間巨輪一步一步前進，香港藥劑事業從戰前到現代經歷著無數變化，藥廠由山寨廠進入GMP，藥房由騎樓底進駐高級商場，藥劑師從不被看重的「執藥」走到專業，更由三五成群聯誼會變成有組織有話語權的專業團體。
1949年，一班資深藥劑師成立了香港藥劑師會（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Hong Kong，PSHK），到了1953年，中文名稱改為香港藥學會，並沿用至今。
香港藥學會是香港第一個藥劑業組織，亦是現時香港三個藥劑師學會中歷史最悠久的一個，至於當年是由甚麼推動籌組，曾經歷任十多年學會會長的鄺耀深指，香港藥學會的最前身其實是個聯誼會，至於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Hong Kong的名稱，則是根據英國藥學會（Pharmaceutical Society）而取名，以當時身為殖民地的香港，理所當然地在Pharmaceutical Society加上Hong Kong 。
兩會會長
鄺耀深在藥劑界可算是頗具名氣，在英國讀書，1985年回港，除當了十多年香港藥學會會長外，更曾經擔任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會長，數算今昔，他說當年的藥學會與今天的藥學會，功能與角色頗不相同。
「早期學會與政府的關係很密切，因為學會的骨幹成員大多是在政府工作的藥劑師，所以早年香港藥劑法例的制訂，香港藥學會都有參與。」
香港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P&P Board）更給予香港藥學會三名委員資格，即是香港藥學會可任命三名會員為P&P Board的委員，參與香港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的制訂。
分裂 —— 你不代表我！
鄺耀深初返港就業，也像普通人一樣奇怪，為何香港有兩個藥劑師學會？除了香港藥學會外，還有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其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尚未出現）。
「據說，有些會員不滿香港藥學會太過偏向政府，沒有為其他會員發聲，覺得需要爭取自己的權益，故而另起爐灶成立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因為《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正正就是要掣肘社區藥房，當年成立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的重點就是為社區藥房的藥劑師發聲。」
事實上，不同的藥劑師服務於不同的機構，有些在政府機構任職，有些則在社區藥房，政策的實施難以令所有人得到相同的利益。由於當時香港藥學會的主要會員都是於政府機構工作，故政策的取態較偏向支持政府，與在社區藥房工作的藥劑師倡議醫藥分家的理念並不相同，分裂一早已經醞釀，導火線則是1971年避孕藥事件。
部分會員不滿香港藥學會委員未能為他們爭取售賣避孕藥的權益，當時藥劑師柯宇春聯同一群理念相近的會員籌組另一個新的藥劑師學會，亦即後來的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
「雖然如今有多個藥劑界組織，但在法例的參與上，政府仍然只承認香港藥學會，然而在運作上，也會邀請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及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一同參與。」
推專業守則無果
鄺耀深回港後，曾經是社區藥劑師，順理成章地加入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九十年代，就是醫管局剛成立的時期，鄺耀深成了協會會長。回憶這些事，鄺耀深笑說，實在不知道怎麼會當起會長。
當年鄺耀深畢竟是年輕人，年輕人都有一個特點 —— 很有理想。
九十年代的社區藥劑師如果希望得到更高薪酬的話，只有一個途徑，就是換老闆，跳槽到另一家藥房，若不跳槽的話老闆是絕對不會主動加人工。原因是當年經營藥房的老闆對藥劑師的「地位」並不認同，只礙於法例規定必須有註冊藥劑師駐場才可以取得藥房營運牌照，才「勉強」請個藥劑師回來。即是說，藥房實際的銷售經營不受藥劑師的控制，純粹是放著給政府看。在這種微妙的矛盾下，造成藥劑師在社區藥房的有名無實。所以，除非藥劑師能幫助銷售藥物，否則對藥房老闆來說是不具生產力。
當時鄺耀深認為，只要所有藥劑師能做好自己本分，在銷售藥物的取態完全一致，便沒有在A藥房買不到的處方藥可以在B藥房購得的流弊。所以當時他想在業界內推動專業守則（Code of Ethics）作為自我約束，這個提議在當年引起相當大的爭議。
「我認為社區藥劑師投訴法例不公平時，亦必須先做好本分，如果訂立專業守則，藥劑師便可以守則為最高工作原則及底線。」鄺耀深說：「有了職業專業守則，藥劑師可按守則辦事，不合乎守則的工作便可拒絕，因為違反守則會被除牌，若每個藥劑師都是如此的話，社區藥房的老闆便不能因為某個藥劑師不合作而無理解僱。」
理想終歸是理想，成立守則來自我約束，無疑是搬石頭來砸自己的腳，尤其社區藥劑師認定衛生署的例行檢查都是有意挑剔，所以這個提案無可避免地被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的會員否決。
「既然我的理念與會員不同，也沒必要強留，繼續這個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會長之職亦沒意思，所以也沒競選連任。」
三合一？
當時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會員以在社區藥房工作的藥劑師為主，不少是由台灣畢業回港執業，與在歐美進修回流的藥劑師在文化及理念上頗有差異，而且在九十年代藥劑業未算成熟時提倡「專業守則」確是太曲高和寡，不能取得同業認同亦在所難免。
鄺耀深雖然不再競選連任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會長，卻並無退會，而除了是協會會員外，也同是香港藥學會的會員。原來很多藥劑師都是食「兩家茶禮」，認為香港藥學會及執業藥劑師協會同是「自己人」，所以兩會的會員常有重疊。
九十年代中，鄺耀深又當上了香港藥學會會長。
「那個時候，很多人對學會的熱誠冷卻，開始沒有人願意付出時間來參與會務。我在95年成了香港藥學會的副會長，後來成為會長，一做就做了十多年。」
成為香港藥學會會長後，鄺耀深並沒有把做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會長時未竟之願硬搬過來，但願景仍是相當的美滿。
「我一直認為，香港不大，藥劑師也不多，是不是可以化零為整，將學會變為一個，使學會更強及更有代表性。」
不過，成為香港藥學會會長後要做的事卻不是搞兩會融合，而是購買會址。
其時是1999年，樓市剛從97回落，會內有聲音說，要會務持續發展，會址必不可少。於是鄺耀深與一班年輕的理事成員四出搜尋合適地點。先決條件是地點適中及交通方便，經過一番努力，適合的會址找到了，問題就是：錢從何來？
香港藥學會的營運資金來自會員會費，由創會開始一直有效投資於香港匯豐銀行股票，且只買不賣，其時約持有二萬股匯豐股票，要若是買會址的話，必須一次過全數付清，即是說要變現所有股票。
「當然有人會持反對意見，認為我賣掉前人資產，但幸好是捱過了，終於買了會址。」
鄺耀深說來輕鬆，相信當日所受的壓力殊不簡單，但從現時看樓市的價值與匯豐的股值，可見是個很明智的投資。
會址落實後，就是實踐他心心念念的藥劑業大同世界。除了香港藥學會及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外，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亦於1987年成立。香港的藥劑界大有三分天下的意味，亦更形複雜，要三個會融合成一個會是不太可能了，但三者共同合作也非不可能之事，尤其在持續教育方面。
「當年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搞了一個學術年會，其中有探討持續教育的題目，當年我便作為牽頭人，三個學會共同商議，於1999年由三個藥劑學會分別派代表成立了藥劑中央持續教育（Pharmacy Central Continuing Education Committee，PCCC）。」
擴展藥劑空間
做了香港藥學會會長多年，其實鄺耀深不止一次想退下來，他認為無論任何人，在同一位置太久對組織並無好處，只是總難找到願意付出時間和精神的人，鄺耀深笑說，在藥學會做了十多年會長，都是為勢所迫。鄺耀深現時雖非會長，卻仍是學會的董事成員，他認為藥劑在社會仍有很多發展空間，學會的角色要幫助推展，例如：安老院舍藥劑服務。
「我一直認為香港的安老院舍很需要藥劑服務，在擔任學會會長期間已經推展藥劑師應注重這個區塊，現時院舍藥劑服務的需求已經受到肯定及認同，現實上亦有空間和需要讓藥劑師處理。學會的角色是為會員帶出更多的空間及更多的發展，其實院舍藥劑師在外國非常普及，香港在這方面太過落後。」
香港第一間有藥劑師服務的院舍是志蓮淨苑 ── 香港藥學會為志蓮提供了整整一年志願藥劑服務。
「當時大約需要四五十個藥劑師維持一整年志願服務，在院舍成立了藥物管理系統，我們遊說志蓮淨院的管理階層申請基金，支援了整整三年院舍藥劑服務，三年之後，雖然沒有基金支持，但志蓮認為系統可使院舍用藥更安全，仍願意繼續使用藥劑服務。其實，藥學會要做的不一定只為維護藥劑師的利益，而是提高整個藥劑的質素。」
說到院舍藥劑服務，鄺耀深難得地對香港最大的社福機構社會福利署有點不滿，因為在院舍藥劑服務方面，香港藥學會多次與社署交手，但社署的態度相當不友善，認為香港藥學會的系統不合規格（卻沒有交代不合規格的詳情）而不願支援。
一個好人
鄺耀深返港後先在屈臣氏工作，後來轉到葛蘭素大藥廠，94年進入醫管局，對三個不同的工作環境都十分享受，其中最有趣的，莫如他在屈臣氏轉到葛蘭素的經歷。
某日他如常在門市工作，有個平日常來的顧客忽然走過來問他：「你有沒有興趣轉工？我介紹你！」
原來那人也是藥劑師，在葛蘭素工作，行將退休，就這樣，鄺耀深進了葛蘭素大藥廠，一做七年，離開的最大原因，是要到大陸去與中國人交手。
鄺耀深說：「我不抽煙，酒量又差，很難與中國人建立關係，所以根本沒有發展機會。」沒前途，不得不走，之後進了醫管局，在聖母醫院工作又是十多年。
行走江湖多年，相識滿天下之餘，仇家也可能滿天下。小圈子內八八卦卦是是非非在所難免，鄺耀深在藥學會多年，似乎真正在背後罵他的人倒沒幾個，很多藥劑師對他的評語都是 —— 有心人，難怪可以歷任會長十多年。
鄺耀深則笑說他做會長十多年只因沒人願意做，至於有沒有人罵他倒不太在意。「其實，我做事認為對得住良心就算，不會計較別人的觀感，有時真可能會得罪人，只是人家不說而已！」
至於他的大同世界，答案是世事無絕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