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前後

二戰前後，香港政府開始培訓本地藥劑學徒，卻因華人對西藥缺乏認識，藥劑師在社區未能發展。

中日戰爭在1940年爆發後，香港政府擔心戰事早晚會波及香港故而大量培訓救護人員。為提供更多藥劑師，香港工專（香港工業專科學院，即理工大學前身）開辦了一個半工讀式的夜間藥劑課程，部分課程由當時醫務署的藥劑師負責，須在晚間上課（這個課程曾因香港淪陷而一度停止）。

日本投降後，當時醫務衛生署的人員所餘無幾，前醫學院教授Gordon King出任臨時醫務總監，並緊急召回早前因戰事到國內讀書的香港學生，當中包括藥劑師。張仲良是香港戰後第一位註冊藥劑師，註冊編號11（即香港註冊的第11個藥劑師），亦是當時大陸回流的藥劑師之一。重光後工專所辦的夜間課程重開，至1952年香港大學開辦藥劑文憑課程（Pharmacy Diploma Course）才告終止。

華籍醫生包辦配藥

早於戰前，醫與藥在香港是分工的。當時的私家醫生會給病人開完整處方（Prescription），讓病人選擇自行到街外藥房或在診所配藥，當時大部分病人都會選擇到街外的藥房配藥。

二戰前的醫生多為外國人，習慣醫藥分家的作業模式，直至戰後，私家醫生在診所兼營藥房，後來華籍醫生漸多，加之藥廠賣藥給醫生的售價較藥房低，令不少華籍醫生包辦配藥服務，醫藥分家的局面逐漸出現變化。

1950年，香港藥學會曾向政府提出醫藥分家的建議，並去信英國及澳洲的藥劑師組織查詢立法的先例，可惜兩地皆回覆指當地的醫藥分家制度是多年傳統，沒有為此立下任何推行法例。由於缺乏外國立法的先例支持，而且香港市民普遍習慣在醫生診所看病取藥，對藥劑業不了解，亦不明白藥劑師在健康醫療系統的角色，社會對醫藥分家反應冷淡，政府擱置醫藥分家的建議。此後，藥學會為了讓業界了解藥劑師的角色及藥物管理的重要，四出遊說醫院及藥房聘請藥劑師管理藥房，當時香港的養和醫院、中正藥房和安康寧藥房均新增藥劑師職位，是香港藥劑師邁進社區的重要一步。

二戰之後藥劑服務的發展可說是好壞參半。好者，是夜間藥劑課程繼續發展，為香港培育本地的藥劑師人才；壞者，就是醫藥分家局面的改變，使社區藥劑業一蹶不振。

二戰期間，香港淪陷，即日佔時代，經過三年零八個月日本投降後，英國成立軍政府收回香港、九龍、新界，此時，英國人對香港已管治了一百年，基於淪陷的教訓，催生了香港新的管治方向。

二戰以後藥劑服務概況

來自澳洲Thomas Mahon是戰後的第二位總藥劑師，同時亦兼任香港大學藥劑文憑課程講師，第一個藥劑文憑課程的畢業生盧敏權和李炯儀便是他的學生。Thomas Mahon一直擔任總藥劑師至1968年才退休回澳洲。

從1949-1953年，藥劑部的職員由36名增至50名；藥劑師則由3名稍增至4名。第一批港大藥劑文憑課程的學生完成基礎訓練後，以實習藥劑師（Apprentice Pharmacist）身分展開為期兩年實習，第一年月薪100元，第二年加至200元（當年的畢業生盧敏權笑言100元薪金實在不足以應付生活，需靠教夜校幫補生計），完成實習後，畢業生會得到醫務衛生署聘用，但職位不是藥劑師，而是月薪640元的配藥員，原因是當時沒有藥劑師的空缺。

1958年，藥劑師名額增至7名；配藥員的職銜亦有改動：Supervisors（7名）、Dispensers（64名）、Student Dispensers（25名）。1962年，總藥劑師之下新添兩名高級藥劑師：分別是羅鴻沛和丘幼蓮，丘幼蓮更在日後接替Thomas Mahon成為總藥劑師。

藥劑法理興起

二戰後，香港人口迅速膨脹，增加了對藥物的需求。社區藥房的數目從1948年的兩間，增至五十年代末期二十多間。為監管社區藥房，政府成立了藥劑法理部（Department of Forensic Pharmacy）。但這個所謂「法理部」，其實只是撥調兩名藥劑師作藥劑督察，專責巡查社區藥房的工作。至六十年代中，社區藥房的情況混亂，逼使政府加緊監控。
第一：加強巡查和檢控
第二：嚴格規定社區藥房須聘請藥劑師
第三：立例規定批發商須聘請藥劑師方可處理鎮靜劑　　

當年藥劑法理部的工作十分繁忙，藥劑督察李炯儀每天要到幾間藥房巡查，而且巡查的工作一點也不容易。其中一次行動涉及一家涉嫌售賣大力貨的藥房，雖然經過多番觀察，可是搜查時卻怎樣也找不到舖中的大力貨，在正要收隊之際，李炯儀靈機一動，掀起位於藥房二樓的衣櫃底板，才發現大批隱藏暗格內的大力貨。

除巡查社區藥房外，當時的藥劑師亦要兼任起訴的工作，2名人手實在無法應付。在李炯儀爭取下，藥劑法理部的人手由2名倍增至6名。

總藥劑師悻然離職

1968年，丘幼蓮被擢升為總藥劑師，因丘幼蓮早前在瑪麗醫院任高級藥劑師，有QM皇后之稱。據說丘幼蓮樂於助人且工作勤奮，經常在辦公室待到晚上九點亦未離去，牙刷也是放在辦公室內。丘女士是個好領袖，接納下屬建議之餘亦甚有遠見，經常想改革制度，後因上頭未能配合她的改革建議於1970年悻然離職。

接下來的政府總藥劑師都是任期甚短，例如：人稱林彼得的Peter Lam（1970-1972）、黃佐材（1973-1974）、Harry Thumb（1975-1976），直至雷耀光接任後才比較穩定（雷先生擔任此職長達七年），至1984年方退下來。